春節燃放煙花爆竹之正當性

民族文化認同的符號象征
肖敏
(西南政法大學)

       內容提要: 春節燃放煙花爆竹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 但隨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及農村城鎮化進程的推進, 中國各大城市幾乎都頒行了禁放煙花爆竹的法令, 可十多年來, 收效甚微。現在, 公眾又以恢復民俗為由, 要求解禁, 表象原因是法律應順從風俗、遵從民意, 其背后深層次原因是基于民族文化認同的需要。 
       一、春節放爆竹的習俗源流考略 
      春節時燃放爆竹, 以增添節日之喜慶氣氛, 是中華民族的悠久傳統。《詩經·小雅·庭燎》中就有“庭燎晰晰,君子至止”。“庭燎”是將竹子、草或麻桿捆扎一起燃燒。“晰晰”就是火燒竹子的聲音, 這可能是中國關于放爆竹雛形的最早的記載。南朝梁代宗懔撰寫的《荊楚歲時記》，也是保存至現在的我國最早的一部專門記載古代歲時節令的專著, 其中記載“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春秋》謂之端月。雞鳴而起，先于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又據《通俗編俳優》記載:“古時爆竹, 皆以真竹著火燒之, 故唐人詩亦稱爆竿。后人卷紙為之, 稱為爆竹。”
       至唐代, 爆竹的燃放已發展為人們將一支長竹竿點燃, 或將一串串竹節掛在長竹竿上燃爆, 當時又被稱作“爆竿”。在中唐時, 火藥已可按配方研制出來, 火藥用于爆竹也就逐漸開始, 最初是將火藥裝入竹筒里燃放, 爆竹也改名為“爆張”或“爆仗”。后來, 隨著紙的發明與廣泛使用, 人們以用紙造的筒子代替竹子, 并用麻莖把爆竹編成串稱為“編炮”, 因其聲音清脆有如鞭子的響聲, 故又稱“鞭炮”。
       宋朝時, 已有專門生產鞭炮的作坊。春節時燃放爆竹的風俗也隨著經濟、文化的交流傳入了越南、朝鮮、新加坡等周邊地域。如嘉慶年間煙花大宗出口, 遠銷到暹羅(泰國)等國。而且, 我國風俗除了在春節時大舉燃放爆竹,甚至某些地方在紅白喜事、清明上墳、初一、十五時都有燃放爆竹的習俗。 
       可見, 燃放煙花爆竹是我國的傳統文化習俗, 其最初的目的是驅邪, 而后演變至為節日增添喜慶色彩。該習俗經過長年經月的累積沉淀逐漸滲透至普通民眾日常生活里, 成為我國普通百姓生活中, 尤其是節假喜慶時, 不可或缺的部分。
       二、中國禁放煙花爆竹的歷程回顧 
       近代官方在城市范圍內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發軔于1907年的天津。天津巡警總局在《大公報》上刊登聲明,禁止燃放煙花爆竹。新中國建立后,上海是第一個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城市, 它是于1988年做出該規定的, 隨后其他城市也紛紛仿效上海的做法, 頒布了禁止燃放煙花爆竹令。據有關部門統計, 10多年來, 我國共有北京、上海、廣州、武漢、西安、深圳、福州、南京、長沙、蘇州等282個禁放煙花爆竹的城市。
       但近年來, 保留春節燃放煙花爆竹的活動以增加節日喜慶熱鬧氣氛的群眾呼聲日趨高揚, 于是, 哈爾濱、成都、杭州、濟南等城市市區內禁放煙花爆竹的政策也因之有所松動。截至2005 年春節, 全國已經有106個城市由原來的全面禁止調整為指定地點、指定時間的限制燃放。目前, 在全國31個省會城市、直轄市中, 限放城市有15個, 可燃放城市有6個, 禁放城市只有10個。 
       由以上事實可知, 禁放煙花爆竹的地點主要是城市,尤其是直轄市、省會等大城市, 禁放法令在實踐中并未得到切實的執行, 以致在實踐中逐漸被修正為限制燃放或者繼續燃放煙花爆竹。 
       三、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理由之剖析 
       各城市禁放的理由主要是為了維護城市居民的生活安全, 防止火災隱患、人身傷亡、環境污染等不良影響。如1907年2月3日《大公報》登載的公告:“入冬以來, 風高物燥, 瞬屆年節, 競放花爆, 起花雙響, 高入云霄, 遺火落下, 貽害非小, 販賣燃放, 均于禁條, 特先曉諭, 廣為勸告, 父戒其子, 兄為弟導, 子弟有犯, 父兄枷號, 倘敢故違,決不寬饒。”
      該公告說明禁放煙花爆竹的原因主要是為了防止天旱火災, 因為在城市中人們是以一種密集型的群居方式生活的, 一旦發生火災, 難以撲滅, 易造成較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據統計, 近幾年來, 全國平均每年春節因燃放煙花爆竹引起的火災就有4萬多起, 近年來僅北京市因燃放非法超標偽劣煙花爆竹平均每年受傷近700人, 造成火災達400余起。
      此外, 煙花爆竹還會污染環境, 其產生的煙霧、噪音對年老體弱者的健康會造成不良影響。但筆者認為, 這種禁放的理由并不充分, 例如吸煙也如同燃放煙花爆竹一樣可能會引起火災、污染環境及有損健康, 那為何國家不全面禁止吸煙而只是在公共場合限制吸煙呢? 這種反對理由未免有因噎廢食之嫌。
       四、反對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理由之解析 
       ( 一) 反對禁放煙花爆竹之表象原因 
       反對禁放煙花爆竹者認為, 禁止燃放煙花爆竹未能尊重民俗, 這些禁放的法令本身是有缺陷的。當立法者以理性主義立法未充分考慮到民意、習俗、人們的基本感情, 以法律為萬能之工具, 希冀法律有立竿見影的移風易俗之功效時, 結果會適得其反。正如貝卡里亞所言, 任何背離這種情感的法律, 總是遇到一股阻力, 并最終被其戰勝。
       因此, 只有符合人類基本感情的法律, 體現大多數人幸福的法律才是一部高明的法律, 才具備良好的文本轉換功能, 容易為公眾所認同, 內化于其心中, 隨心所欲而不逾矩, 成為人們行動中的法律。
       事實上, 一個合理的和令人滿意的法律制度之所以會得到社會大多數成員的遵守, 乃是因為它服務于他們的利益、為他們所尊重、或至少不會在他們的心中激起敵視或仇恨的情感。強制只能用來針對少數不合作的人, 因為在任何正常并運行有效的國家中, 須用制裁手段加以對待的違法者的人數遠遠少于遵紀守法的公民。而事實上民眾日常生活及社會風俗、習慣等無形的力量是構成法律效力的實質要件,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其能夠得到普遍的遵守。當法律不為公眾所遵守時, 法律的權威性也大打折扣甚至蕩然無存。 
       (二)反對禁放煙花爆竹之實質原因 
       反對禁放煙花爆竹背后深層次的實質原因是民族文化認同的要求, 因為風俗習慣是一個民族的獨特表現, 也是一個民族維持自身團結和發展的儀式性符號象征。
       現今, 中華民族正面對不可避免的現代化浪潮。現代化是一個歷史過程, 包括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傳統政治向現代政治、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變等。在經典現代化理論中, 現代化可以被概括為一句話: 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變的歷史過程就是現代化。
       因此,中國在經濟上,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融入一體化的國際經濟之中, 肯德基、麥當勞已矗立于我國的大街小巷; 在文化上, 中國人也受到西方文化深刻的影響, 如圣誕節、情人節已成為年輕一代所熟悉的節日, 而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 如春節、端午節都漸漸式微。
       在接受西方文化洗禮的同時, 我們也應該注重自己的本土文化資源, 其中, 民族的傳統節日是加強民族凝聚力、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自豪感的民族自我認同的禮節儀式。為此, 全國政協委員陶思炎同志曾在兩會上提交過一份《解禁》議案。他說: “現在春節之所以沒有年味, 很多人都熱衷于洋節,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禁放煙花爆竹, 我覺得爆竹只要一恢復, 年味就恢復90% ; 氣氛上來了, 年文化、年經濟也會隨之而起。”中央宣傳部、中央文明辦、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于2005年6月聯合發出了《關于運用傳統節日弘揚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的意見》, 明確指出: “中國傳統節日, 凝結著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 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血脈和思想精華, 是維系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社會和諧的重要精神紐帶, 是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寶貴資源”。可見, 中國傳統節日的重要性已提升至保持民族獨特性、增進民族認同、進而維護民族國家統一的文化資源的高度。 
       事實上, 以反對禁放煙花爆竹、保護民俗為口號, 其實質所宣揚的是民族文化認同、民族統一的理念, 而這種理念的主要支撐力量是勃興的民族國家, 而民族國家的興起又是基于以下因素的推動:
       首先, 民族國家的勃興是工業社會的內在邏輯結果。中國長期以來都是農業社會, 大多數人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耕生活, 城市在前工業時代只占據了較小的地位。近世紀以降, 在外界侵略的刺激下, 為避免亡國亡種的民族危機, 中國人民強烈要求民族獨立, 迫切地需要富國強兵, 而這首先必須建立工業社會。工業社會中社會分工更加細化、更加專業, 更需要人們之間的有效合作。民族, 既是人類有效合作強有力的粘合劑又是整合社會分化的有力武器。同一民族的人們之間, 具有共同的集體歷史經驗, 共享一套習俗和生活模式、一種處事和行為的方式、一種價值態度, 因而具備良好的溝通和交往的平臺, 可減少合作的摩擦與沖突。同時, 社會分工需要大批具有專業技術能力的勞動力, 而大批量的勞動力的培養, 需要依靠一種一般性的、普及性的、標準化的基礎教育, 這種組織復雜、成本昂貴的基礎教育唯有民族國家方有能力提供。 
       由此可見, 工業社會促進了民族國家的生成。 
       其次, 因為人的需求是多層次并且是永不滿足的, 在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后, 還要有歸屬感。人需要歸屬于某個群體, 與自己同類的人生活, 才會有安全感。經驗事實也證明人們總是過著一種群居生活, 這種群居生活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構成了社會。昔日社會的整合力量主要是宗教和王朝。在具有宗教傳統的社會, 民族、民族國家是對宗教的神圣性除魅后的替代認同。兩百年前英法等國之所以興起民族主義運動, 就在于西歐社會人們的傳統集體認同模式遭到了破壞, 當宗教不足以維系集體忠誠、基于天主教的集體(神圣羅馬帝國)再也無法存在時,民族主義和民族因此應運而生, 滿足了人類集體安全與情感滿足的需要, 人類集體認同的模式相應也發生了較大改變。后來世界其它地方相繼發生民族建國運動, 個中道理是一樣的, 人雖然有著個體獨立的沖動, 但又無時不具有著對集體的需求, 人的安全與情感在極大成分上要依賴于集體。 
       而我國昔日的社會整合力量是君主王朝制度, 當這種舊文化體系­­——君主制王朝衰落后, 出現了軍閥混戰的局面。舊有的權威彌散導致社會秩序的混亂, 促使人們去尋找新的替代物, 以維持作為共同體的集體認同感, 這個替代品就是民族主義。中國在傳統君主專制的王朝體制終結后, 祭起了民族主義的法寶, 以民族主義為旗幟, 進行了三次政權的交替。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經歷了三次政權的變更: 1912 年滿清讓位于中華民國; 1927年至1928年的北伐, 建立了南京的國民黨政權;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政權。我們稍一追究這三次政權移轉的歷史, 便不難發現, 其原動力無不來自民族主義。誠如唐君毅先生所言, 中國人之所以喜言民族, 而輕國家之概念, 亦正以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中, 素缺西方由希臘之城市國家, 至近代民族國家之爭霸一段歷史之故也。 
      當下, 隨著我國的經濟發展, 綜合國力的增強, 我國渴望再次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因而在學習西方先進知識的同時, 也開始注重自己的本土資源, 從傳統文化中發掘舊有的文化資源, 以整合民族的凝聚力。
      再次, 從國際形勢來看, 加強民族文化認同對海外華人具有向心力、吸引力, 而且對臺灣問題的和平解決, 更能提供文化心理意義上的根據。正如費孝通所言, “一個民族的共同心理, 在不同的時間、不同場合, 可以有深淺強弱的不同。為了加強團結, 一個民族總要設法鞏固其共同心理。”“強調一些有別于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上的特點, 賦予強烈的感情, 把它升華為代表這民族的標志”。所以, 在現階段, 通過對恢復傳統節日的活動內容來達到以傳統節日為載體的民族文化認同, 是近代反對外來侵略的產物,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更是解決臺灣問題、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的根據。 
       燃放煙花爆竹一旦成為民族文化認同的符號象征, 各地方政府即可對煙花爆竹的禁放態度逐漸解凍, 并轉而認可與支持燃放煙花爆竹的正當性。
       五、余論 
       可見, 認為禁止燃放煙花爆竹的法律和人們的風俗習慣相違背, 這只是表象原因, 其背后深層次的實質原因是民族文化認同的要求, 因為風俗習慣是一個民族獨立存在的表現, 也是一個民族加強自身凝聚力的儀式性符號象征。
       所以, 當燃放煙花爆竹被賦予體現民族特色、成為增加民族認同意識的符號象征意義后, 以維護安全為理由的禁止燃放的呼聲式微, 立法機構在重新立法時不得不考慮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話語, 法律本身就是立法機構在權衡不同利益后作出的妥協的文本; 因而, 限制燃放煙花爆竹成為一個好的選擇, 當然限制的時間、地點、違反限制的處罰措施的細節內容, 則是由立法者在廣泛聽取民眾意見后所具體確定的, 如北京就舉行了聽證會來商討限制燃放煙花爆竹的問題。或許這是一個所謂的傳統和現代相妥協的尾聲, 或許這不是一個尾聲, 而是通過恢復中國古老傳統節日內容以增強民族認同意識的先啼。 
（作者簡介: 肖敏( 1977- ), 女, 漢族, 湖南邵陽人, 西南政法大學博士研究生, 西南石油大學法學院講師。這篇文章發表在《法學雜志》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