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政府對花炮燃放的管理

“上海歲底祀神，香煙繚繞，酒肉紛陳，衣冠拜跪，必敬必恭，禮畢送神，放鞭炮火炮，以為故事。千家一律，比比皆然。第為巡捕見之……皆被拉押捕房。茍無具保之人，再由捕房解送公堂……施放花炮之案層見疊出，又難枚舉。在受罰者紛紛議論，莫不謂巡捕之多事也。殊不知私放花炮。在中國亦有例禁，值此冬日燥烈，更宜極意防備。城廂內外，曉諭遍貼通衢，誠恐設或不慎受害無窮矣。”

    光緒十八年(1892年)正月，上海法租界也規定禁放“流星趕月煙花，以防不測”。

    光緒二十年(1896年)元宵節，上鞍巡防局，按段搜巡，查禁茶館深夜賣茶放花炮。

    宣統二年(1910)，北京也重申禁放爆竹令，據《大公報》記載：

    “民政部尚書肅邸以年關在邇，所有雙響起花爆竹，早在禁止之列，深恐商民狃于習慣，迷信難除，日內擬即出示重申禁令，如敢故違，定行照章懲罰不貸。”

    清代各地方雖然屢禁燃放煙花爆竹，卻屢禁不止。看來，已成為重要民俗和傳統文化的燃放煙花爆竹的活動，并非簡單的一紙禁令可以解決的，只能采取疏導的辦法了。

    光緒六年(1880年)，安慶府曉諭告示稱：

    “時值冬令，風高物燥，火患最宜嚴防。而省垣重地，人煙湊集，且有草房夾雜其間，更須加意防范。惟查硝磺最易燃火，設或提防不密，貽害無窮。查制造花爆鋪戶，向來皆在城外空曠之處開設售賣。乃近來多有無知之徒，不遵向章，竟敢在城內城外房屋稠密處所，開設鋪戶制造，不思硝磺最易燃火，豈可姑容于旦夕，致滋貽禍于無涯。合亟出示，剴切曉諭。為此示仰爆竹鋪戶人等一體知悉，務將城內及關廂內并城外房屋稠密之所，定限十日，一概搬移于城外空曠處所開設制造售賣，如敢故違，定提拿究懲，決不姑寬。”

    光緒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天津警方協同地保，“將南門外拖西馬路德興、錦興等爆竹作坊共七家傳后，限十五天離境，各具甘結存案”。但是限令并不見得能落實，上述被限令的七家爆竹作坊，從八月具結到九月仍未搬移，據天津《大公報》載“日前該七家稟稱，先將引火之物遷往王家樓，于明年二月一律遷移”。由此可見，在執行政令疏松的情況下，防火也是一件難事。        

（浙江金華 張謇）